懂得传承才可能活得从容———

有节制的生活给文化遗产留一些喘息空间故宫、长城、敦煌、云冈石窟、殷墟遗址、唐大明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提到这些地点，无人不注目和向往。然而，很多像这些一样珍贵的、散落在不同地区的著名文化遗产，正在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而受到极大压力和威胁。

如何在当代城市建设中妥善避让或呵护宝贵遗产，如何让遗产的维护保存处于科学合理的状态，如何让遗产所在地的人们因其存在而感到骄傲而不是视其为“累赘”，如何梳理出一套方法和理论令遗产得到妥善的利用，正是1月10日正式挂牌成立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重任所在———城市需要文化的滋养，人类生活需要智慧的引领。正如该基地主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所说：“守望和传承祖先遗产、弘扬人类智慧，是所有遗产保护者追求的目标，也是遗产保护事业的终极目的。”

●城市生活期待文化回归

尽管在国内发生了一些漠视古迹、拆毁古迹的现象，但人们也不难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正在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无论是在寻找当代城市建筑与传统文化结合方面，还是在日常装饰装修私人居家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将崇洋的目光收回，转而渴望寻找到自己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密码。

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以及自信，正在悄悄波及着每个人，并且，就算在全球顶尖时尚舞台上，也可以找到当代设计和当代艺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一轮追捧。

于是，很多人开始乐观地想到，散落在中华大地各个城市以及乡村的古迹以及文化遗产，会逐步得到更多关怀和更妥善的珍视和保护。科研基地第一任主任陈同滨就认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局面会逐渐改观的，她说，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认知过程。

前不久，她在尼泊尔境内的释迦牟尼诞生地兰毗尼遗址，深深体会了人类祖先的精神智慧。在遗址现场，没有什么宏大的建筑物，只有一些纪念性的遗址遗迹向人们证明了2500年前曾经有一个人在此创立了佛教，提倡了一种“平和与宽容”的人生理念。这种精神曾经对亚洲文化产生过显著的影响，由人类祖先创造的这种精神智慧，通过遗址的场所空间，突破时空的限定、传达到了现代人群的生活中。正是因为能够感受到人类祖先遗产所带来的精神文明滋养和智慧再发现，陈同滨和他的历史所的同事们经常感到幸福和幸运。

在10年的时间里，历史所完成或正在进行着故宫、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长城、高句丽等著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完成或正在进行着上百项我国重要大遗址的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大型文化遗产的保护总体规划一种必需和自觉，对人类祖先的智慧的领悟将在当代中国人身上产生作用。

●文化遗产保护正在面临旧城改造、新区开发的挑战

如今，大规模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旧城改造、新区开发、新农村建设等等大动作中，正在凸现出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目前，文化遗产保护正处于最危险、最紧迫、最关键的时期。通过文化遗产规划编制，让文化遗产得到保护的同时，又能够改善当地人的居住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和实地勘查工作，规划成果也应该能对遗产的“整体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因各遗产地实际条件和背景规划的差异，规划的实施并非按部就班。但这些情况并不能影响基地成员对遗产保护规划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关心古迹，开始懂得呵护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产生新一轮的珍视和向往，这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和文化的进步。 当这种情绪和认识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将成为和生活条件，加强原住民的自我保护意识，提升城市形象，这才是科学合理和谐共赢的正确做法。

据了解，此次国家文物局对一个处在建筑设计院里的规划团队授予重点科研基地，其中的深意就是首次将遗产、文物与城市大背景放在一起、统一考虑，而摒弃以往对着古迹说古迹、对于古迹与周边环境和现实生活脱节的保护方法，从社会层面、城市层面以及生活现状层面入手，为其寻找一种生态的、有机的、可操作性强的保护和发展策略。

对此，单霁翔表示，为了让当代人的生活需求与文化遗产之间建立顺畅的关系，科学的规划和保护是必需的，由此，文化遗产的“环境”概念被提出。文物专家、规划师、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多学科的结合，才能够让遗产保护行之有效。因此，文化遗产保护除传统认识上的自身物质环境之外，还要扩大到保护周边的自然环境、文化大背景以及相关的无形的文化遗产，包括遗产场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保护规划中必须要涉及的管理和开放计划、游人疏散计划、与原住民之间的沟通关联等等，都是为了让当代城市生活与遗产间建立和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