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建筑大家陶宗震

建筑大家陶宗震于1月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他是梁思成的学生，他是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初步设计者，他参与了北京、上海等十个城市的第一稿规划。

在那个注重集体主义的年代，个人的作为很少为外人所知，但他称自己为“杞人”，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默默关注和开拓这城市规划、建筑历史理论研究、文物古迹保护利用和环境保护等领域。

家学渊源

陶宗震1928年8月生于天津，祖籍为江苏常州。其祖父陶湘是清末民初以一己之力刻印古籍最多的芷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与傅增湘、罗振玉、章钰、祝书元等都为同道之友。在这之前，陶湘于1906年主持建成了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对京汉铁路的全线通车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陶湘最重要的功绩莫过于修订校正丁氏影宋本《营造法式》，时人称之为陶本《营造法式》，并于1929年与朱启钤、孟锡珏三人倡议成立“营造学社”，聘请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担任学社法式组及文献组主任，这也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研究的肇始。

陶宗震的父亲陶祖椿，曾在河北省政府、河北省交涉公署、天津海关监督公署等任外交官，在天津任职时，他曾致力于农村现代化规划建设，意将“72沽”改造为高产稻田，并聘请农田水利建设经验丰富的荷兰建筑师为之作“村单位”规划，以及新式农舍的设计。

少年时的陶宗震在北大燕园度过了四年时光，建国后的1952和1957年，他曾两度主持扩建燕园，但都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有的环境景观。

目睹抗战期间日机猖狂轰炸的陶宗震在1946年高考时填报了清华航空工程系，但在发榜时却发现被分配去了南开大学的商学院，于是他拒绝去报到。1947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建筑师张镈应陶祖椿之邀来陶家查看漏烟的烟囱，张镈看到陶宗震的房间挂满了飞机模型和图纸，便建议他学习建筑，就这样，陶宗震开始了和建筑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良师指路

对建筑产生兴趣的陶宗震没能赶上清华建筑系的招生，就先在张镈所在的当时全国最大的基泰建筑事务所实习，并去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学习建筑，在那里陶宗震遇到了几位影响他一生的良师。

“眼睛里要有把尺和掌握徒手画free handdrawing。”这句话是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主任沈理源送给陶宗震的见面礼，即指对建筑要有尺度感，而所谓徒手画就是不依靠任何工具表达自己的设计和设想。陶宗震后来的很多中选方案如东华门外贸大楼、人民大会堂、新北京饭店东楼的方案都是徒手画成的。

图：早期的北京饭店全景

另一位老师闫子亨是当时著名的结构工程师，他教授的“房屋构造学”又戏称为“偷工减料学”，即利用合理改进构造方案和重复利用模板等措施将决算控制在预算以内的合理节约法则。

建国后国家提出“勤俭建国”的方针，在不同条件下都力求“少花钱多办事”，陶宗震在工商学院打下的基础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1949年，陶宗震如愿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三年级学习，并同时修习城市规划。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梁思成先生，当时梁思成一人讲授五门课：中国建筑史、西方建筑史、设计概论、规划概论和中国绘塑史。

梁思成、刘志平、莫宗江、林徽因、侯仁之等先生将民族传统内化于言行的气质对陶宗震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曾说，“没有这些基本功，就谈不到创作民族形式的建筑，而‘推陈出新’就更是漂亮的空话。”

设计天安门广场

毕业后，陶宗震担任清华、北大、燕京三校建委会第五工区主任工程师。参与了龙须沟调查、“新六所”施工、大同矿区修复设计和文化部古建筑展览筹备及布展。在建工部成立后，他参加了我国建筑方针的讨论，并草拟了中国第一稿的《城市规划工作程序》及“图例”， 北京、富拉尔基、杭州、上海等十个城市第一稿总体规划都经由其手。1950年代，陶宗震曾两度主持北京大学总体规划及教学楼的设计，主持并审查了北京北中轴“科学城”的规划。

图：天安门广场资料照片，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分别在天安门广场西东两侧遥遥相对

不过陶宗震最为人称道的成就是1958年在国庆工程时负责天安门广场规划及人民大会堂选用方案及初步设计。其主要负责广场红线的划定，以及红线内的道路、绿化、市政设施以及路面、灯具等的布置、布局和设计。

当时陶宗震提出了一份6个地段的规划方案：天安门广场西侧为人民大会堂、五千人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东侧为国家剧院、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等于将原来的人民大会堂分为两座建筑，再增加一个人大常委办公楼，两侧各三栋建筑。同时他主张建筑间用传统的“千步廊”或“阁楼复道”相连，呈现“五段式”的建筑轮廓，每栋面向广场的立面可与天安门城楼相似而体形皆略小于天安门，这样与中轴线上一系列古建筑的体量比较协调，而且宾主关系分明，更丰富、强化了中轴线。这一构思，着意以总的体量组合来表达雄浑的气势。

从广场的整体空间着眼，“五段式”设计使人民大会堂的纵向长度达到了336米。而在五段中，大会堂这个中段的体量、高度又与南北两段末端的体量形成主从关系相互呼应的和谐对比。陶宗震在后来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回忆这段历史表示，虽然借鉴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筑的韵律，但其整体构思却有地道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文化内涵寄寓其中。恰合梁思成等师长教诲的“气韵生动”，不仅要形式美，还要传神。

图：195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国家领导乘红旗检阅车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

曾直接参与天安门广场设计的陶宗震回忆，当时，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副主任沈其直接向他布置规划设计任务：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这一尺度，使得天安门广场的总面积达44公顷。 本来，陶宗震在自己的设计思路中，对于广场会不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都有所考虑。但对于天安门广场的设计考虑，首先是政治的。

“文革”以后，陶宗震对全国广大地区的古建、园林、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古迹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首先提出了保护与旅游发展相结合的建议，提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的概念。另外他组织编译了大量西方现代建筑的资料，撰写了多篇关于住宅、园林、建筑理论和建筑美学方面的论文。

为老师正名

在陶宗震的眼里，老师梁思成不是把建筑当作一个谋生的职业，而是当成关系国计民生和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项重要的事业。陶宗震的夫人吕林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表示， “他生前最担忧的是有些人假借梁思成先生之名，歪曲新中国成立后的建筑理论史”。他曾多次在公开刊物发表文章，重新阐释梁陈方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为导师正名。

1989年纪念营造学社60周年的大会上，陶宗震再次重复其“梁思成不等于大屋顶”的观点，认为将梁思成划定为复古主义、原封不动地保留北京旧城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对照了梁思成的多篇文章及文献，反复说明其老师的观点是：1.北京城必须是现代化的;2.如何建设“中国的博物院”的北京城可以参考苏联功勋建筑大师舒舍夫(列宁墓的设计人)对诺夫哥罗德的规划设计中的正确原则。所以“文革”后所哄传的梁思成要将北京城原封不动地作为“新中国的博物馆”保存下来的说法实为讹传。

“‘梁陈方案’，1952年我已亲历解决，讹传了30年哄传了10年，其中的讹误不是枝节小事，而是关系到对史实作伪，政治诬陷，完全违反科学发展观的大事必需还事物之本来面目。”在涉及梁思成名誉的事上，陶宗震容不得一点误解。

在其2011年11月起开通的新浪博客中，他发表了许多和友人的信件、与机构的通信、向国家领导人提交的建议书、对过往实践的回忆以及建筑规划的随笔等，他将自己的随想称之为“杞人随笔”，期待向古人一样以己力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一点贡献。不过不会用电脑的陶宗震一直是由朋友代发博客的，最后一篇文章停留在2013年12月18日。

据悉，陶宗震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月13日上午10点在八宝山殡仪馆第二告别厅举行。

(本文参考陶宗震博文《致新华社记者王军的公开信》、《答新京报北京地理》、《为继承发展先人的未竟之功》，以及《国家历史》)

（责任编辑：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