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14日凌晨，持续上演32夜的世界杯大戏终于拉下帷幕。德国加时赛金球制胜，1：0力克阿根廷，捧走大力神杯。22岁的格策替补建功，不禁让人感叹，队中既有36岁的克洛泽老而弥坚，又有新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这样一支新鲜血液源源不断的球队，依赖的是德国足球自2000年以来的蓝图构划：健康的联赛运营、俱乐部与国家队的合理沟通以及强化的青训系统。
1990年本是属于马拉多纳的年代，但联邦德国却成了最后的王者，2014年好像是属于梅西的时代，但1:0击败阿根廷的比分在24年后却重现巴西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伟大的日耳曼人用24年的岁月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光阴的故事。德国，在包含着沧桑和充实的脚步中，就这样一步步走来，而且从未离开，作为一支球队，德国的球员永远值得人们去纪念，因为他们尊重对手的同时也自律自省；作为一个国家，究竟是一种什么信仰造就了如此顽强不屈德意志精神，在巴西这座足球之城写下一段战车传奇。

“德国货”差不多都是“高质+高价”的代名词

听说过德国的人，大多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且不说全球200多个国家组成的那个“世界大家庭”，就算是在全球那20多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特长班里面，德国也算得上是个优等生。
论GDP，2010年的德国是世界第四大（按国际汇率计算）或第5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经济体，绝不掺水的欧洲第一经济强国；按购买力计算的GDP排名比按汇率算的低，是因为德国的物价高，可就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德国的人均GDP也超过4万美元，位列世界前20名。
除了这些干巴巴的数据之外，大家还能想到些什么呢？
首先，德国货的质量很牛：
走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德国货”差不多都是“高质+高价”的代名词。德国的汽车（比如奔驰、宝马、大众和欧宝），德国的化工（比如巴斯夫的石化、拜耳的树脂、汉高的日化），德国的电气（比如西门子、默勒、泰邦），德国的精密仪器和建材（比如汉斯格雅、汉诺地板、博夫曼橱柜），乃至于德国的医药和生物制品（比如拜耳先灵、默克雪兰诺）等等，几乎都是全世界同业产品中的佼佼者。也正是靠着这么多高质高价产品，德国的出口额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从2003年开始，德国这个不出口初级产品（比如粮食、袜子什么的）的国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的出口冠军。尽管2009年输给了我国，但是对比一下这两个国家出口产品的种类，就能看出谁才是靠出口盈利最多的国家。
然后，德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很高：
除了人均GDP之类的统计数据之外，德国人居状况的质量之高也是有目共睹：覆盖全民的医疗、养老和失业等社会保障系统，免除了德国人大部分的后顾之忧；德国没有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也几乎没有住房拥挤、交通阻塞、空气污染之类的城市病；德国的乡村美轮美奂，整洁自然，凭借着世界上最早最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工作在城市、生活在乡村”成了很多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德国的森林覆盖率虽然只有30%（主要是二战时被毁了不少），但靠着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污染治理，她的空气质量和水质量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
但是，这还远远不是德国的全部。

性格中的灰蜥蜴和雄鹰

法国的罗丹写过一本关于哥特式大教堂的专著，即便哥特式确实源于法国，但用这种风格来比拟德国人依然很容易引起共鸣：“在法国它可能有更完美的表现方法，对我们来说，却是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德国这样的国家更适用哥特式：它既深沉稳重又轻巧挺拔，既混沌幽暗又明快和谐，既植根于尘世又富于幻想，就和德国人精神的表现形式一样。”
这段话中以“我们”自居的正是个德国人，他名叫艾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原文出自他的代表作之一《德国人》（The Germans），该书副标题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Double History of a Nation）。
《德国人》在看似平淡的书名下，在努力回答一个至今还有无数人在探讨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德国精神乃至德国人。
在欧战正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这些文字在当时的人看来理应比后人有更多的触动：“没有任何一次德国的胜利能与它的艺术、绘画相媲美。”在序言中，作家称德国为“思想精神界人物同国家与政治脱节”的具有“双重性格历史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坐在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
书中对“德国人”进行的浩浩荡荡心理辩解或解析颇令人想起很多星相书中对某一屡遭毁谤的星座的分析：“这些灰蜥蜴不能从他们自己的本性中吸取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可以把他们从困扰他们那种不幸的环境中解救出来”；“他们蛰伏于黑暗中。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浪费——浪费了他们生来具有的杰出潜能”。尽管如此，“灰蜥蜴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自己改造成一只鹰”，“典型的鹰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有一种骄傲的轻蔑和完全的信心，凭借自身内部的力量来战胜一切打击”。

文化上的世界霸业

很多研究德国民族文化的人认为巴赫和舒伯特代表了德国人性格的两个对立方向，巴赫把音乐和浮士德的追究精神结合起来，而舒伯特则重幻想。在巴赫的天籁与舒伯特的树林泉木之外，现实与幻想两种气质交织的德国人对于鬼怪故事也非常偏爱。在德国的喜剧和话剧中，经常可以看到描写阴间地狱的故事，这是他们喜闻乐见的题材。一个可以将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阴惨的伊森赫姆祭坛画（Der Isenheimer Altar）视为堪与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壁画媲美的民族确实会在审美上有些重口味，即便平和开朗如荷尔拜因（Holbein Hans），也间或会在《两使节》（Die Gesandten）这样的作品中横空画上一个神秘莫测的骷髅头。德国浪漫派重要成员之一阿尔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提出的“草莓”比喻其实比诺瓦利斯（Novalis）的“蓝花”意象更符合德国式的浪漫：“我对那些已经采到的草莓早已经忘却，但那些我至今尚未发现的却一直在我的内心燃烧。”
德国和它的其他艺术一样广为人知的玩具熊文化似乎也以一种更为质朴的方式验证了这种“双重性格理论”。在玩具史上，玩具熊首先是作为一种格外特别的抚慰玩具出现的，用以安慰身体或心灵上受伤的孩子，缘由是19世纪前在欧洲、特别是中欧与东欧经常有街头驯熊艺人，在棍棒与呵斥下竭力完成自己的舞步的棕熊已然成为带有悲壮意味的象征符号。柏林以熊为市徽，对于这座既拥有凯旋门又曾被夷平的城市来说别具德国式的宿命意味。后世人坚信：“从信念到疑虑到人的本身，《浮士德》恰恰反映了德国人的全部希望。”在《浮士德》的一个早期版本中，记载浮士德死时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死了，我是一个坏基督徒，我同时也是一个好基督徒。”200年后的歌德同样自称：“既善且恶，恰似自然。”
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他1939年的成名作《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 der Zivilisation）中以略少些诗意的语言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双重性格”理论，认为笼罩在德国整个社会中的对文化的“引以为豪、沾沾自喜”是以德国人不由自主要将“文明（Zivilisation）”与“文化（Kultur）”区分开来的意向为特点的：“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无论如何，这种用途的价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类的外部表现和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象组成的。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汇则是‘文化’。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
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汇就是“文化”。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能够划出明确的分界线。
品质里的严谨执拗

无论德国有多少个名称，能用来衡量它的“文明”的重要砝码之一依然是它的“文化”。虽然德意志本身难以定义，以德语为根基的这种文化终究会说服人们相信：不管有多少名牌工厂店，只要还有信仰铁血大地“黑、红、金”三色的人存在，德国的精神就会以某种科隆教堂式的当量存在，而不只是缩减为教堂隔壁的某种香水。
不过，历史上的德国，依然经历过一段国家品牌的低迷期。德国制造曾经屡次受到质疑，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让人相信未来属于高科技和服务行业，像德国这样的老式制造业再也过不上舒服日子；人们也曾经认定，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出口将凭低廉的生产成本将高价的德国制造业挤出舞台。然而，事实证明，德国制造业总是能破除这些“宿命论”，尤其是德国的机械制造业。
德国产品从无人问津到竞相追逐也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德国在工业化完成之前一直属于落后的农业国家，手工作坊所生产的产品向来被认为是次等劣质货。德国制造曾经是一个耻辱的标志。德国馆政府总代表迪特马尔·施米茨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德国制造”因战争而成为一个负面标签。1887年，英国作为德国产品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市场，英国议会修改了《商标法》，规定所有由德国提供给英国的物品都必须标明“德国制造”，以此将“德国制造”的劣质产品与英国的优质产品区分开来。这就是“德国制造”历史命名的由来。不过，这个原本带有侮辱色彩的字样，若干年后则成为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德国机械制造、化工、环保技术等行业在世界享有盛誉。
在英国人已经几乎放弃制造业的今天，德国制造雄踞欧洲制造业之首，并且成为德国所有企业的一个共有品牌。无论是像奔驰、宝马、西门子这样的知名国际化大企业，还是像多尔曼、沃斯这样专攻某一领域设备的德国中型企业，都自然继承了德国制造的优良名声：对理性的崇尚、对计划性的遵守与精确度的执著。而当传统的德国制造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来自新兴国家的低价挑战时，德国将自己定位为世界工厂的制造者。中国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是世界工厂，那么德国就是世界工厂专用设备的制造者，这实际上避开了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并且形成了互补关系。
早在1873年，一位德国设计师在参加了维也纳世博会后写了一封公开信，痛陈德国产品弊端，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德国开始着手制定质量标准。目前，德国最主要的标准制定机构为德国标准化协会，其制定的标准涉及建筑、采矿、冶金、化工、电工、安全技术、环境保护、卫生、消防、运输和家政等几乎所有领域，每年发布上千个行业标准，其中约90%被欧洲及世界各国采用。这些标准织成一个密网，严格限制住企业的一举一动，从而保证了产品质量。此外，施米茨认为，德国制造的成功法宝还在于不断创新。产品不仅是在德国制造，更是在德国创造。他说，生产之前的设计和创造才是最重要的。
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曾经这样总结德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德国制造首先是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重视特殊的，专业化强的产品，而不鼓励大规模制造；其次，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德国制造除了少数大企业外，大量的是中小企业，它们灵活，反应快，专业化程度高，更容易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

德国制造的灵魂

与其他国家企业相比，德国企业胜不在规模，而在其独具一格的特色。有时人们很难说清，到底是德国这个国家的形象与性格塑造了德国制造的名声，还是上百年来德国产品的优质造就了人们对德国这个国家的整体印象。这很可能与德国一大批中小企业占据出口行业主要部分有关，他们大多名气不大，但却是各个行业中的“隐形冠军”，而又被统一冠上了德国制造的铭牌。
实际上，德国中小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德国政府对中小企业一以贯之的特别扶持。在全球恐怕都很难找到第二个国家，如同德国这样把促进中小企业提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精确定位，是这些中小企业的制胜法宝。与大而全的跨国公司相比，德国的中小企业只是在生产单一的专业产品，却努力将这个产品的市场横向扩展，销售到全球，应用到无数的行业中。而大型企业则是力图占据整个行业，并极力在产业链上游、下游进行纵向延伸。
德国是“二战”战败国，面对战争留下的民生凋弊、满目疮痍，德政府实施了职业技术教育，并逐步形成完善的职业教育系统，成为免费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证德国制造的品质，德国制定了一个特殊的“学徒制”教育体系。“学徒制”即为选择职业教育的16岁学生必须当3-4年的学徒，其中一半的时间在企业“学徒实习”，一半的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工会在450个行业里也有严格的规定：必须通过学徒制才能被企业聘用。一旦成为了企业的技术员工，薪水也相当可观：德国的蓝领工人平均工资远高于英、法、美、日等国。工人高水准的工资有助于企业的发展，比如美国的福特早在多年前就印证了这个事实。
正是这些技术娴熟的工人把研发出来的蓝图变成精美的产品，投放市场，帮助德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强大的竞争力。这种职业教育模式使德国经济快速走出困境，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工业强国。
德国的高品质包括高绩效、耐用、少量维护、设计优异等特点。德国的许多企业家受技术驱动，把他们对于质量的想法应用到产品中去，德国制造科技协会的负责人莱布博士相信，德国工业的基础就是“制造科技”。而为了使“制造科技”能够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可持续发展，德国政府确立了三大发展目标：“绿色制造”、“信息技术”和“极端制造”。
德国制造的优势不在于价格，而在于质量、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及优秀的售后服务等因素。
另一个保证“德国制造”优势的措施就是严谨的质量认证和监督体系。这里不得不提的是著名的德国标准化协会DIN。它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重要成员，其制定的标准涉及建筑、采矿、冶金、化工、电工、安全技术、环境保护、卫生、消防、运输和家政等几乎所有领域，每年发布上千个行业标准，其中约90%被欧洲及世界各国采用。例如，最著名标准之一就是1922年制定的DIN476号纸张规格标准，包括A4、A3等常用规格。这些标准严格限制了企业的一举一动，从根本上保证了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