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四川省住建厅组织完成的应急评估情况的分析报告，重灾区城镇居民自建房“受破坏较大”。以宝兴县大溪乡罗家村为例，该村的177户农房中，只有1户农房可以使用，其余均为严重破坏，不具有修复加固价值。

而农民自建房怎么建、建什么结构，由农民自己决定，没有强制性规定，政府出台的《导则》没有强制力，对农民缺乏制约性。政府只能引导和指导，如宣传抗震的技术规范、标准等。

在雅安地震中，公共建筑尤其是“5·12”地震后建成的公共建筑基本经受住了考验，但农村自建房受损严重。

农村自建房基本处于“自生”状态，农民更多讲究如何低成本地建房，而政府部门除选址外对自建房没有任何约束力。四川省住建厅总规划师邱建称，公共建筑有政府的强制要求，而自建房是老百姓自己的产权，“不能够过多干涉，不能强制。”

参加了此次宝兴灾后重建规划工作的世博会规划师苏运升认为，用新型建材产业化建造的房屋是**此困局的一个“答案”，因为“5·12”地震以来这类房屋成本已大幅降低，且更为易建。

但同济规划院都江堰分院院长肖达对此不乐观，他把希望建立在农民的观念改变和意识提高上。他说，自建房只能依赖于农民自己意识到需要安全的房子，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逐步提高。

三层小楼现多处裂缝

同济规划院的规划师在村支书的领路下，在宝兴县河口村挨家挨户调查房子受损情况。村民张庆涛一听是查看房损，赶紧领进屋里指点各处损坏。

张庆涛的房子是三层三间，外加一层地下室。2011年建设，去年才住进来。地震导致她的房屋出现多处裂缝等问题，规划师看了认为不乐观，基本是危房。

四川省住建厅组织完成的《“4·20”芦山强烈地震房屋应急评估情况的分析报告》称，公共建筑尤其是“5·12”地震后建成的公共建筑基本经受住了考验，但农村自建房受损严重。

现实中，自建房基本处于“自生”状态，农民更多讲究如何低成本地建房，而政府部门除选址外对自建房没有任何约束力。四川省住建厅总规划师邱建称，公共建筑有政府的强制要求，而自建房是老百姓自己的产权，“不能够过多干涉，不能强制。”四川省曾出台了一系列指导农民自建房的《技术导则》，但因为没有约束力也未能规范自建房的建设。

村民张庆涛甚至不知道这些《导则》的存在，她只是听从请来的施工队的指挥， “我们外行，也不懂。”

宝兴县城乡规划和住房保障局局长郑胡刚告诉笔者，地震后他也在思考如何加强农民自建房的管理，但也只能在加大宣传指导的力度方面想办法，“至于政策性的奖励、扶持办法就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了。我们想，正确的引导和辅助政策的激励是最好的(办法)，但没有这个政策。”

此前，邱建在被问到今后对自建房有无可能强制设定标准时表示，立法方面还需要严谨科学的论证，“今后灾后重建会考虑这一因素，必须让它达到最基本的安全保障。”

177户民房仅1户可用

实际上，早在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时，农民自建房抗震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已经显现，但由于同样损毁严重的公共建筑占据了人们视野，使得自建房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被遮蔽。

此次， “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的公共建筑经受住了地震考验，而农民自建房抗震能力不足的问题终于凸显出来。

根据四川省住建厅组织完成的《“4·20”芦山强烈地震房屋应急评估情况的分析报告》称，重灾区城镇居民自建房“受破坏较大”。以宝兴县灵关镇为例，97.9%自建房遭到严重破坏、倒塌或中等破坏已无维修加固价值，基本完好或轻微损坏的仅2.1%。

而重灾区农村居民自建房“毁损非常严重”，如宝兴县大溪乡罗家村的177户农房中，只有1户农房可以使用，其余均为严重破坏，不具有修复加固价值。

《报告》还分析了原因。重灾区城镇居民自建房“受破坏较大”，主要是由于此次地震超过当地建筑抗震设防标准。此外，重灾区城镇居民住房多为自建的砖混结构建筑，大多没有经过正规设计，没有设置圈梁、构造柱等抗震措施。

而重灾区农村居民自建房“毁损非常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自建房中大量使用简易的砖混、砖木、土木等结构形式，没有必要的构造措施，房屋整体性和抗震能力弱。

《技术导则》缺乏强制力

“5·12”地震后，对于农民自建房，四川省也出台了一些技术规范导则，如《四川省农村居住建筑抗震设计技术导则》、《四川省农村居住建筑施工技术导则》、《四川省农村居住建筑设计技术导则(试行)》等。

但这些《导则》并不能约束并标准化农民自建房的建设。同济规划院的肖达称，《导则》没有强制力，对农民缺乏制约性。

河口村村民张庆涛就说，当初自家建房只是按施工队的思路建设，然后自己采购材料，“我们外行，也不懂，几乎没抗震这个概念。”

张庆涛的房子原打算建两层，后来建设过程中物价上涨，就决定一劳永逸，又加盖了一层，“施工队说地基没问题，再加盖两层也没问题”。

虽然经过“5·12”大地震，但那时她的老房只是落瓦，“有头发丝一样的裂缝”，因此并没有留下太深刻的教训。

村民要么没有防震意识，要么受制于经济条件没法提高。即使有经济条件，在村民眼里，房屋要抗震也就是多加钢筋或提高钢筋、水泥的标号。

宝兴县城乡规划和住房保障局局长郑胡刚说，目前农民自建房怎么建、建什么结构，都由农民自己决定，没有强制性规定，“你怎么能强制他们呢，无法强制他们的，他们的经济条件还有各方面的情况各不相同，没有办法的。”政府只能引导和指导，如宣传抗震的技术规范、标准等。

据悉，目前政府只是在审批环节对农民自建房的选址有强制约束性，如影响到防洪或靠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点的选址，就不予批准。

归根到底还是省钱

同济规划院规划师周珂表示，农民自建房有很多结构设计不合理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比较低级的错误，一方面是施工队自己也没搞明白，另一方面农村盖房子是希望花最少的钱盖成最大的，因此导致结构用料达不到要求。

此次“吃了地震亏”的村民张庆涛向早报记者表示，以后希望请专业人士来设计构造。

但周珂称，农民盖房子肯定无法做到个个都请专人进行设计，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把一些建筑知识做成技术导则或构造图集，供村民们参考使用。

农村自建房质量不过关，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经济问题。住建部危房应急评估专家组成员苗启松表示，归根到底还是缺钱。

苗启松建议，政府可以考虑某些公益性事业单位免费为农民设计房屋，同时给予农民建房补助。

但肖达认为这未必有用，因为给了补贴，农民还是不会用在强化房屋质量上，“原来他用600元的(东西)，你给他200元，他会用800元的(东西)吗?他还是会用600元的(东西)。”“农民600多元能做的事情，就不会花700元。哪怕他知道600元是600元的货，700元是700元的货。”

能否给农村施工队做培训，或对施工队采取资质认证上岗的措施呢?肖达认为，这与施工队是否懂、是否有资质关系不大，施工队很多人都是在大城市里干过活的，所以根子还在于农民是“为了省钱”。

肖达对农民自建房的问题颇有些无奈，他说除非统规统建，否则对自建房真的没有太多办法。作为规划者，也只能让农民建房的选址更安全些。

新型建材之争

肖达在宝兴县的村子里调查时，听到灾民们有“建回木架房”的说法。

但他认为，木架房在地震时同样会倒，只是造成的危害相对小一些，此外传统工艺建成的木架房目前达不到现代生活的使用要求。

而采用现代工艺建造的木结构房子，建设标准很高，价钱也很贵。他举例说，加拿大一木业公司在映秀捐助了一个木结构建筑的小学，“算起来很贵，2000多元一平方米”。

加拿大公司的上述木结构房屋的工艺不同于国内农村里木结构房屋的工艺，“我们理解的木结构削个树皮就能用，有点变形没问题，但加拿大不允许变形。”此外，加拿大所有木头经过处理，如防腐处理。

对于其他新型建材，肖达认为当年“5·12”大地震后，基本把国内成熟的新型建材房屋技术都用了，并没有便宜的，“真的有便宜的，老早就推广了;没推广开，就因为不便宜。”

周珂则提到新建材的施工问题，他认为，除非有专业队伍来帮忙，老百姓自己建造肯定有问题，“对材料、工艺特性掌握(困难)，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不同于肖达和周珂，同样参加了此次宝兴灾后重建规划工作的世博会规划师苏运升则非常乐观。他对此番在灾区升级农村房屋质量，推广绿色重建持乐观态度，“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

苏运升长期关注新型建材和住宅产业化问题，此次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从绿色建造技术方面为灾后重建提供建议。

他认为，比起5年前，现在中国新型产业化房屋更为易建，且成本大幅降低。现在产业化建造的房屋的价格可以达到仅比传统房屋成本高10%~20%，而非“5·12”大地震时的数倍之高。

本身灾区大规模快速重建的需求就和住宅产业化建造的效率比较契合，还有一系列方法都可以做到成本的降低。比如，可将车载轻钢加工设备运到灾区现场来现场加工生产，这可以节省**成本。又如，在构件设计上支持农民协力自建，减少人工成本。

此外，产业化建造的轻型房屋还有个好处是，在轻型建材被运到山区灾民安置点时，卡车对道路造成的破坏远低于运砖车，这其实也是一项间接成本。

苏运升的眼光放得颇为长远，他说，灾后重建虽然是“危”，但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绿色住宅产业化建造的一次“机”。